在当代叙事中，“反法西斯”“反殖民”常被用来包装某些政治与宗教运动，但二战时期的历史档案却揭示了一个长期被淡化甚至掩盖的事实：部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和穆斯林兄弟会核心人物，与纳粹德国存在系统性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并非偶发，而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的主动结合。
一、关键人物一：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
根据英国档案披露的文件，哈桑·班纳——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创始人——在二战期间为纳粹德国从事情报与招募工作。
他在埃及为纳粹招募数千名穆斯林；
合作并非战术层面的“敌人的敌人”，而是基于共同的反犹主义与反西方立场；
这一点直接冲击了今天将穆兄会塑造成“温和政治伊斯兰”的说法。
这说明，穆斯林兄弟会从诞生之初，就不是单纯的宗教复兴组织，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愿意与极权主义结盟的意识形态运动。
二、关键人物二：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奠基者
如果说班纳是组织者，那么阿明·侯赛尼就是象征性人物。他不仅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更被广泛视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他的记录更加触目惊心：
直接致信希特勒
1941年1月20日，侯赛尼亲笔致信希特勒，称：
“阿拉伯民族对元首——这位伟大的解放者——怀有友谊、钦佩与尊敬。”
他在信中将英国描述为阿拉伯人的敌人，并将巴勒斯坦“被交给世界犹太人”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
策动亲纳粹武装叛乱
1941年5月，侯赛尼在伊拉克领导亲纳粹政变与叛乱，公开号召穆斯林反抗英国——称其为“伊斯兰最大的敌人”。
这场叛乱直接引发了针对伊拉克犹太社群的大规模暴力事件，179名犹太人被杀。
与希特勒直接会晤
1941年11月28日，侯赛尼在柏林与希特勒会面。希特勒明确表示：
德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目标，是摧毁那些保护犹太人的力量。
三、金钱、居住与纳粹党卫军：不是“同情”，而是深度合作
英国历史学家 David Motadel 在《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中披露：
侯赛尼每月从纳粹获得不少于9万马克的报酬；
他在纳粹柏林居住三年，与党卫军高层、纳粹领导层以及阿道夫·艾希曼保持密切关系；
他并非“被利用的边缘人”，而是纳粹伊斯兰政策的重要合作者。
四、纳粹党卫军中的穆斯林部队：“Handjar”党卫军
1942–1943年，侯赛尼在：
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招募数千名穆斯林士兵，组建纳粹党卫军部队——“Handjar”（意为“弯刀”）师。
这些部队：
参与镇压游击队；
参与波黑地区的平民屠杀；
在克罗地亚参与对犹太人的系统性迫害。
这不是象征性合作，而是实打实的军事同盟。
五、意识形态的延续：从纳粹宣传到哈马斯宪章
侯赛尼为这些SS士兵撰写过宣传小册子，其中引用了一段极端反犹的宗教文本，宣称：
“审判日不会到来，直到穆斯林彻底征服犹太人……”
这段话后来被原封不动写入哈马斯宪章。
这不是巧合，而是意识形态的传承：
从纳粹反犹主义 → 战时伊斯兰极端政治化 → 当代圣战叙事。
六、为什么这段历史今天仍然重要？
以色列负责侨民事务与反犹主义事务的部长 Amichai Chikli（עמיחי שיקלי） 指出，在大屠杀纪念日重新审视这些档案，并非为了历史猎巫，而是为了揭穿一种危险的神话：
并非所有“反殖民”都是正义的；
并非所有“民族解放”都与反法西斯站在一起；
某些当代极端组织的思想根源，并不在“受害叙事”，而在主动拥抱极权与仇恨的历史选择。
从二战到今天，逻辑高度一致：当纳粹德国与侵华日军作为法西斯轴心国正面进攻英美中盟军时，中共既未作为反法西斯盟军参战，其领导人毛泽东通过情报人员袁殊、潘汉年却向日军输送国民政府情报；穆斯林兄弟会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导人则直接协助纳粹、反英反盟军秩序——而进入当代，这条线索并未中断，中共持续与伊朗、叙利亚等专制政权及哈马斯等极端组织形成现实支撑关系，从“地道战”“人民战争”的输出，到人员、训练与渠道的深度渗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地域，却始终指向同一结果：系统性削弱自由阵营、侵蚀文明秩序。法西斯主义曾被清算，但共产极权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合流，正成为新的全球性毒瘤
结语
历史不会因为今天的政治正确而改变。
穆斯林兄弟会与部分巴勒斯坦民族领导层，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是有档案、有金钱、有军队、有会晤记录的事实。
否认这一点，只会让极端意识形态在新的包装下继续流传。
真正的反法西斯，必须从直面历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