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华，1963年出生于湖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职业生涯始于1983年在西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他在西藏工作了近20年，2001年至2006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随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06年）、河北省委副书记兼代省长（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2009-2012年）、广东省委书记（2012-2017年），并于2018年至2023年担任副总理，2023年起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习近平已成为专制中国的代表人物：审查制度的强人、监控国家的缔造者，以及新个人崇拜的推行者。但将中国滑向暴政完全归咎于习近平，不仅幼稚，而且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习近平一个人，而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一个列宁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政治机器，无论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的领导下，几代人以来都以残酷无情的方式运作着。
在习近平掌权之前，中国就已经处于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2002-2012年）、温家宝（总理，2003-2013年）以及像胡春华这样的后起之秀的深度压制之下——他们都戴着更温和的面具，却依然保持着同样的铁腕统治。
胡锦涛和温家宝：改革者的神话
在西方媒体和一些自由派观察家看来，胡锦涛和温家宝被视为“技术官僚”或“改革者”。这是一个建立在无知或权宜之计之上的神话。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
巩固了监控国家：在胡温时期，防火长城的根基得以奠定并不断扩展。互联网管控成为国家优先事项，大量资源投入到网络审查和网络言论监管中。早在习近平的数字威权主义之前，这些工具就已经到位。
压制异见：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零八宪章》作者刘晓波被捕并随后被判刑，正是在胡温的监督下发生的。数百名签署者遭到骚扰、噤声或拘留。刘晓波的罪行是什么？和平呼吁宪法改革。
少数民族受压迫：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骚乱遭到军事镇压。维吾尔族人遭受集体惩罚和再教育。现行新疆拘留营体系的架构正是在那个时期设计的——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它只是扩张了。
党治法治：温家宝发表了关于民主和法治的雄辩讲话，但这些讲话空洞无物。胡温领导下的中共继续巩固“党管司法”，确保任何司法机构都无法挑战政治权威。
胡春华：一脉相承的“忠诚接班人”
被培养为习近平潜在接班人的胡春华，经常被描绘成温和派。但他担任内蒙古和广东省委书记的经历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他的领导下：
对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劳工活动人士的打压愈演愈烈。
他不惜一切代价推行“社会稳定”政策，包括法外拘留。
作为胡锦涛的门生，他的政治崛起完全建立在对党的高压统治的服从之上。
在一个以共谋镇压为生存之道的体制下，改革者是不存在的。
共同点：中共的列宁主义基因
现代中国的悲剧不仅仅在于糟糕的领导人，更在于糟糕的体制。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其模式优先于政治多元化、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全面控制。它是：
设计上的反民主：没有真正的选举。所有权力都来自未经选举产生的党内机构。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历任领导人都维护了这种垄断。
文化上的反透明：党在秘密运作，不受公众监督。政策失误，例如2003年掩盖非典疫情，一直被掩盖，直到真相大白。
反人权政策：从西藏到新疆，从法轮功到地下教会，历届政府都持续存在着对人权的迫害。
习近平并非这些政策的发明者，而是他继承并强化了这些政策。
中共没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和人才。但它仍然由一个从未被选举、不容任何反对的单一政党统治。中共所谓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和人为制造的民族主义之上，而非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将言论自由定为犯罪、压制民族认同、将本国人民视为监视威胁的组织，都没有任何道德或政治上的统治权。这包括胡锦涛、温家宝、胡春华和习近平。
如果中国要以真正现代化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社会，就必须摒弃列宁主义模式，打破中共的垄断，建立以法治、自由和问责为基础的制度。
这样的未来不会由另一位身着定制西装的强人所引领。它将由中国公民社会来建设——他们理应得到比那些披着新外衣的暴君更好的待遇。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兜售一个诱人的谎言：中国的经济崛起证明了党的威权。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为威权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胡春华以及如今的习近平等领导人凭借智慧、务实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带领国家走向伟大。
但这种说法纯属谎言——它掩盖了中国崛起的真正动力：人民的牺牲和对全球体系的肆意滥用。
让我们逐一揭穿这些宣传。
1. 中国经济崛起的动力来自人民，而非党
中国共产党并非建造了中国的工厂，并非在流水线上实行12小时轮班制，亦非在令人窒息的官僚压力下创办了成功的企业。是中国人民——受生存而非国家意识形态驱动——才成就了现代中国。
党并非职业道德的发明者。勤劳、节俭和坚韧一直是中国文化几个世纪以来的核心价值观——远早于毛泽东的饥荒或邓小平的实验。
改革尽管存在体制，却依然进行。邓小平并没有“设计”市场经济。他只是稍微放松了束缚，允许自发的草根市场在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崩溃之后兴起。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被威权国家严密控制的市场资本主义——最受益的是党内精英。
经济特区并非自发建立起来的。外国投资者并非出于对中共的信任，而是被廉价劳动力、国家纵容的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在改革的幌子下开放的庞大内部市场所诱惑。
简而言之：人民建设了经济，党则筑起了牢笼。
2. 中共所谓的“外交胜利”是靠谎言和剥削取得的
中共并非凭借自身实力赢得世界青睐。它欺骗、操纵，并渗透进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体系。
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通过承诺自由化而获得，但从未真诚兑现。中共承诺开放市场并减少补贴，却置之不理，将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作为武器，对付法治民主国家。
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MFN）：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后，中共依然继续享受这种待遇，这要归功于其积极的游说、欺骗性的改革承诺以及对西方“和平演变”希望的玩世不恭的利用。
技术盗窃：中国工业崛起的支柱并非创新，而是盗窃。从网络间谍到强制技术转让，几十年来，中共系统性地窃取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的知识产权。
联合国成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通过劫持中华民国（ROC，一个被台湾民选政府治理的外国）的合法席位，将其错误地贴上人民的“中华民国”或“人民共和国”的标签，从而获得联合国成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法律欺骗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得以在全球治理中占据“高级”VIP成员的地位，同时压迫本国公民并威胁邻国。
渗透多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中共通过债务外交、官僚渗透和精英俘获来操纵这些组织，将全球发展的工具变成了虚假信息和地缘政治筹码的平台。
所有这些收获都不是靠诚信获得的。它们是欺骗的成果，而非外交的胜利。
3. 犯罪体制下不存在“正确领导”
中共喜欢互相指责——指责毛泽东这样的“激进分子”、江泽民的“腐败亲信”或习近平这样的“强硬派”。与此同时，它又把胡锦涛或温家宝这样的人物描绘成受环境所限的仁慈技术官僚。这已经是老掉牙的伎俩了：轮流找替罪羊来维护体制。
但事实是：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下不存在好领导。
自邓小平以来，历任领导人都使用同样的伎俩：
压制异见
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利用全球体系获取单方面优势
为家人和盟友巩固王朝特权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中共政权
江泽民监督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为监控型国家奠定了基础。
胡温执政期间，当局实行残酷的审查制度，镇压大规模骚乱，并压制了《零八宪章》。
习近平只是完善了他们参与打造的工具，将这个体制推向了其逻辑上的结局：数字极权主义。
让我们明确一点：这不是改革失败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计划。
4. 中共的崛起对世界构成威胁——而非值得效仿的典范
中共的经济实力如今正滋养其在全球建立威权统治地位的野心。
向其他政权输出数字威权主义
通过“一带一路”实施债务陷阱外交
通过海外恐吓和跨国镇压压制批评人士
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开展虚假信息宣传，劫持全球叙事。
一边破坏自由民主，一边要求尊重暴政
这并非发展的成功故事。这是全球秩序的敌对转型——从基于规则的合作转向由党主导的胁迫。 结论：中共不值得任何赞誉——只有谴责 “中国需要中共”的说法是现代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事实上，是中国人民——尽管有中共，而不是因为中共——提升了中国。他们的精力、牺牲和智慧，在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之一下，建立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胡春华——没有一个人值得赞誉。他们应该受到审视。 他们所谓的“成就”是： 建立在欺骗之上 通过镇压维持 通过盗窃放大 并作为控制而非进步的典范输出到世界 是时候抛弃“称职独裁”的神话了。 世界应该团结起来的，不是中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用鲜血、汗水和自由被盗窃的建设现代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被美化了的修正主义宣传中，胡锦涛和温家宝如今被描绘成温和的技术官僚，受到周永康、刘云山或江泽民集团残余势力等“强硬派”的阻挠。这种说法声称，胡温时代的镇压、审查和侵犯人权并非他们的错，而是派系内斗或流氓行为的结果。
这是一种方便的虚构。是时候摧毁它了。
让我们明确一点：21世纪的压迫、腐败和威权主义并非派系权力斗争的结果。它们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共垄断地位的体制的直接后果。胡、温并非该体制的受害者。他们是该体制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