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COVID-19）的真相之战中，很少有人像闫丽梦博士那样引起中共如此强烈的愤怒。闫丽梦博士曾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病毒学家，也是最早揭露SARS-CoV-2病毒可能源于武汉实验室的爆料人之一。
中共非但没有积极调查病毒来源，反而动用其运转良好的虚假信息工具来抹黑闫丽梦博士，恐吓异见人士，并操纵全球舆论。闫丽梦博士的案例堪称中共“三战”的典型案例：法律战、心理战和舆论战。
对闫丽梦博士的诬陷：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
2020年逃往美国后，闫丽梦博士出现在包括福克斯新闻在内的多个媒体平台上，声称中共刻意掩盖病毒的来源。她的说法引发争议，但中国官方媒体及其全球代理人非但没有进行透明的科学反驳，反而发起了一场旨在摧毁其信誉的抹黑运动。
中共指责闫丽梦博士伪造资历，谎称她没有参与相关研究，并试图将她描绘成受外国利益操纵的边缘人物。大量虚假社交媒体账号进一步放大了这些说法，其中许多账号冒充西方用户，制造了共识的假象，并在推特等国际平台上抹黑她——讽刺的是，推特在中国已被禁。
据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士称，许多此类账号与源自中国的协同影响力行动有关。这些行动与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和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使用的策略如出一辙，在这些行动中，协同的虚假行为被追溯到中国政府。
“三战”战略的实践
对闫博士的诽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003年制定的更广泛的虚假信息战略——所谓的“三战”战略的一部分：
法律战：北京试图利用国际媒体平台和科学期刊作为法律屏障，将闫博士的研究成果贴上虚假信息的标签，并经常引用与中国或中共结盟机构有联系的友好研究人员的话来驳斥她的说法——且不完全公开利益冲突。
舆论战：《环球时报》和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刊登头条，将闫博士称为“骗子”或“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一些虚假的西方用户账号也附和了这种说法，暗示闫博士的说法已被揭穿，且出于政治动机。迫于遏制“新冠虚假信息”的压力，Facebook 和 Twitter 等主流平台无意中加剧了这种现象，暂停或降级了与闫博士相关的内容——即使是来自可靠人士发布的内容。
心理战：闫博士据称收到了死亡威胁，并成为网络骚扰活动的目标。这与中共已知的针对异见人士和脱党人士的恐吓手段如出一辙——旨在压制举报人，并阻止未来脱党。
超越国界的虚假信息：串联点滴
针对闫博士的虚假信息机制在香港抗议活动期间就已经活跃起来，成千上万的虚假推特账号冒充美国人，谴责“暴徒”，同时赞扬香港警察。这些手段在疫情期间再次出现，叙事从抗议活动非法化转向否认实验室泄漏。策略依旧：控制叙事，非法化异见，制造人为共识。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1年的一份报告以及推特删除报告的数据证实，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大规模行动推动了亲北京的叙事，并试图掩盖对中共应对新冠疫情方式的批评。这些行动并非业余性质——它们是由政府支持、协调且持续不断的。
科学异议不等于虚假信息
闫博士的理论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争议并不等同于谎言——尤其是在由于中国阻挠国际调查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的初步调查受到中国当局的严格控制，此后因其缺乏独立性而受到许多国家和科学专家的批评。
相比之下，包括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在内的西方情报机构已经“有一定把握”地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源于实验室是合理的。包括克里斯蒂安·安德森 (Kristian Andersen)、安东尼·福奇 (Anthony Fauci) 等参与早期新冠疫情讨论的知名病毒学家，在 2020 年初私下表达了对病毒人工改造特征的担忧——尽管有些人后来公开改变了立场。这种差异凸显了中共叙事战对全球话语体系的寒蝉效应。
为何重要：一场争夺叙事主权的斗争
对闫丽梦博士的抹黑不仅仅关乎她本人，也关乎专制政权如何将信息生态系统武器化，以对抗真相。当民主社会在外国势力的压力下自我审查、列入黑名单或压制异见时，它们就有可能成为抹杀“令人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同谋。
中共的虚假信息宣传并非为了维护中国的声誉，而是为了在全球叙事基础设施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通过孔子学院策划“文化外交”，还是通过网络大军攻击举报人，其最终目标都是信息权——信息主导权。
结论：虚假信息是暴政的工具
闫丽梦博士的案例展现了现代专制国家如何利用开放社会来控制全球叙事。它揭示了一场系统性的压制异见、操纵事实并将批评重塑为阴谋的运动。中共对她的抹黑运动并非基于真相或科学反驳，而是一场打着“叙事修正”旗号的政治行动。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攻击，民主社会必须重申其对自由探究、公开辩论和透明度的承诺。打击虚假信息不仅仅是为了识别假新闻，而是为了捍卫真相本身，使其免受那些恐惧真相之人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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