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即东京审判，于二战后设立，用以审判日本高层领导人犯下的战争罪、侵略罪与反人类罪。然而，在亚洲战场上的关键参与者——中国共产党（中共）——却从未被追究责任，尽管已有证据表明其战争时期的行为可能严重违反国际法。
中共内部文件与档案的最新披露揭示了战争期间的一系列行为，引发了重大的法律与伦理质疑。本文旨在呈现证据，分析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并呼吁对中共战争行为展开新的国际调查。
一、中共战争行为：内部文件中的证据
1. 权力优先于抗战的战略部署
与普遍叙述的“抗日先锋”形象相反，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内部讲话显示其战略目标在于“以抗日为手段，以夺权为目的”。
中共档案中明确指示部队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力量应对未来与国民党的内战。
2. 默许合作与非攻击协定
1940至1944年间，中共与日军在华北某些地区达成了非正式“互不侵犯协议”。这些协议允许日军补给线与部队通行不受干扰。
有报告指出，中共部队与日军之间发生过战俘交换、地方停火与情报交流，反映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合作方式。
3. 接收与使用日本生物战资源
战后中共接收了日本遗留的生物战研究单位，特别是参与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的单位（如731部队）。中共档案显示，他们保留了这些专业人员并吸收至其科研体系中。
此类行为未与盟国合作引渡战犯，也未停止相关研究，违反了战后国际协定。
二、国际法律框架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5条
宪章规定：“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与共谋者应承担刑事责任。”
该条不仅适用于轴心国，也适用于任何协助侵略行为的实体。
2. 适用于中共行为
中共在抗战中避免实质对抗、与日军默契协作，其行为构成对日本战争努力的“实质援助”。
战后继续使用日本细菌战资产，亦可视为延续被禁止的战争行为，符合《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宪章对“共犯”的定义。
3. 联合国大会第95(I)号决议（1946）
该决议重申《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未来的战争罪与其同谋者，具有国际习惯法效力。
中共战争行为显然落入此适用范围，理应受到国际审查。
三、为何现在必须启动调查？
1. 追求历史正义与和解
若要实现真正的历史真相与民族和解，必须全面追责所有战争罪行的参与方。
中共因豁免审判而留下的空白，削弱了国际法的权威性。
2. 抵制历史修正主义
依据中共自有档案进行透明调查，可防止后人误读历史，并阻止政治宣传粉饰战争罪行。
3. 捍卫国际法律准则
追责所有施害者与共犯是维护国际法秩序的基石。
忽视这些问题，只会助长有罪不罚，动摇对战争罪与侵略的国际共识。
四、国际社会的建议行动
联合国或国际刑事法院应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审查中共战争行为；
获取并分析中共战争档案、证人证词与相关实物证据；
联合历史学家、国际法专家与人权组织，开展系统性调查；
向全球公开调查结果，推动历史正义实现。
结语
中共战争时期的行为，依据其自身档案所揭示，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嫌疑。国际社会迄今尚未对此做出应有回应。
在追求正义与历史真实的精神下，必须发起一次独立且彻底的国际调查。唯有全面揭示战争真相，才能真正捍卫国际法的尊严与正义。
参考资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5条
联合国大会第95(I)号决议，1946年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延安时期讲话（1939–41年）
中共战时档案（近期披露）
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关于日本生物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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