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通稱東京審判，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召開，以審判日本高層領導人所犯下的戰爭罪、侵略罪與反人類罪。然而，亞洲戰場上一個關鍵參與者——中國共產黨（中共）——從未被追究其戰爭期間的行為，即使有證據顯示，其行為可能已嚴重違反國際法。
中共內部文件與檔案的近期揭露，展現出該黨在戰時所作所為的重大法律與道德問題。本文旨在呈現相關證據、檢視適用的國際法律架構，並主張國際社會應重新展開對中共戰時行為的調查。
一、中共的戰時行為：來自內部文件的證據
1. 以奪取政權為優先而非抗日
儘管宣傳中常強調中共為抗日主力，實際上，中共領導層在延安的演講與通訊顯示，他們將奪取政權視為首要目標。
毛澤東在1930年代末公開表示：「抗日是手段，奪取政權是目的。」文件顯示，中共的策略重點在於擴張根據地、削弱國民政府，並儲備力量以應對未來的內戰。
中共軍事檔案揭露，多次下令避免與日軍爆發激烈衝突，以保存實力，準備與國民黨決戰。
2. 默許合作與不侵協議
1940至1944年間，華北地區中共部隊與日軍駐軍之間曾達成多項非正式「互不侵犯協議」，使日軍後勤補給與部隊移動得以順利進行。
此外，存在有關俘虜交換、地區停火與情報交流的紀錄，表明中共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即使道德可議的）合作方針。
3. 接管與利用日軍生物戰資源
日本投降後，中共迅速接管了部分日軍生物戰研究機構，特別是涉及人體實驗與細菌戰的部門。
根據中共內部檔案記載，他們接收並安置了具備生物戰專長的日籍人員，幾乎沒有配合盟軍提出的審判或引渡要求。
這些技術的轉移，可能違反了國際協議，並助長了中共在戰後延續禁止的研究。
4. 自我承認的問題行為
中共黨史回憶錄與內部報告中，承認曾實施強制遷徙、強迫勞動，甚至在平民身上實驗生物武器。
這些行為符合國際法上對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的定義，且多數出自中共自己的記錄。
二、國際法律架構
1. 遠東軍事法庭憲章第5條
該憲章規定：
「參與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煽動者與幫兇，應承擔刑事責任。」
此條文不僅適用於軸心國，也可延伸適用於任何實質上協助或參與侵略行動的實體。
2. 適用於中共行為
中共戰時避戰與默許合作的作法，實質上構成對日軍戰事的協助。
戰後繼承並使用日本的生物戰技術，亦涉嫌延續違禁行為。
依據紐倫堡與東京的審判先例，上述行為符合共犯、幫兇的定義。
3. 聯合國大會第95(I)號決議（1946）
此決議重申，紐倫堡與東京法庭所確立的國際法原則，對所有未來侵略與其共犯均具普遍效力。
中共的行為正落在此國際法義務的適用範圍內，理應受到國際審視。
三、為何現在提出？
1. 歷史正義與和解
全面檢視所有戰爭責任方，是歷史公正與和解的必要前提。
過去對中共的豁免，形成國際法律秩序中的嚴重空缺。
2. 反擊歷史修正主義
依據中共自有檔案所開展的透明調查，可防止掩蓋真相的敘事。
亦有助於當代與未來世代正確認識歷史。
3. 維護國際法律秩序
所有加害者與共犯應被追責，這對維護國際法律的威信至關重要。
若未追究此類行為，將助長有罪不罰，侵蝕國際法律對侵略與戰爭罪的遏制能力。
四、國際行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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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由聯合國或國際刑事法院領導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審查中共戰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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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相關檔案、證人證詞與物證進行保護與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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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國際間歷史學者、法律專家與人權組織合作，展開全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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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布調查結果，促進全球認識，並推動歷史正義。
結語
中共的戰時行為，依其自有記錄所示，涉及重大法律與道德責任，至今未曾被國際社會認真追究。為了實現正義與歷史真相，國際社會有責任展開獨立、徹底的調查。
只有全面面對戰時的所有罪行，國際法律原則才能真正獲得尊重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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